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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937年局部抗战启示录

发布时间:2015年08月10日 15:45 作者: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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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全媒头条)悲壮的起点,不屈的抗争——1931—1937年局部抗战启示录

新华网北京8月10日电 91岁的抗联功勋女战士李敏至今仍清楚记得84年前的一幕。7岁的她在家乡黑龙江省汤原县跟着宣传队扭秧歌,喊着“抗日救国”口号,能加入儿童团是她最急盼的事。

这一年,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从这个中国人至今刻骨铭记的日子开始,日寇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法西斯第一缕罪恶的战火。

历14年浴血奋战,日本军国主义走到穷途末路,中华民族以胜利者的豪迈气概宣告了一段国耻的终结。

1931—1937年,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面抗战,最早在东方竖立起反法西斯战争不灭的“灯塔”,照亮了一个苦难民族不屈抗争的航向。

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籍由无数悲壮的牺牲,从这里浴火重生。

“这个战争,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

“强敌入侵,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首先在东北挺起。今人应永记先烈的牺牲!”李敏说。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沈阳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炮轰附近北大营驻军。

东北军驻北大营620团团长王铁汉在接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后,忍无可忍,违令阻击,持枪杀出一条血路。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说,这一枪,打响了世界正义力量抗击法西斯侵略的第一枪。这一枪,发出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第一声呐喊。

沈阳,中山广场,有座当年曾叫“大和旅馆”的建筑,位于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附属地,就是日本军人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密谋处。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东北沦陷史研究室主任张洁说,事变前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关东军要员每周都会在“大和旅馆”秘密集会两次以上,地点就在一楼东侧的第三会议室。

从田中奏折始,策动“满蒙独立”、提出“二十一条”,再到发动“九一八”事变、鼓噪“华北自治”,直至制造“七七”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灭亡中国,是日本法西斯的既定目标,更深深植入日本大小军阀的脑子中。

国力疲弱,强敌入侵,民族危难。但日本军阀的种种算计中,最大的失算就是错误估量了中华民族的抵抗意志。

“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内,辽宁清原县孙铭武三兄弟,联合同乡在辽宁省东部山区大苏河畔,打出抗日血盟救国军的旗帜,“团结一致,战斗”的救国军军歌声回荡辽东。

孙铭武的孙子孙显庭回忆说,伪军于芷山投靠日本人后,把孙家30余人作为“反满抗属”追捕,房屋地产全部没收。孙铭武昂首陈情:“国破家亡,有产何用,倘东北有光复之一日,讵患其没收耶!”

更有一段父子“反目”的故事令人动容。当年,为掩人耳目,抗联名将陈翰章和前来“劝降”的父亲当场“翻脸”。真实的情况却是,陈父以“赌徒”的身份,为儿子收集日军情报,一直忍受着家人的误解。

“当我在心中想起六十余岁的老人,受到威压而不停的奔走,不免有莫大的震动。”这是陈翰章生前日记中的一段描述,载于日军《独立守备步兵第八大队战史》。直到近年,东北抗联史学者张彦夫托旅日友人购得此书,将军父子忍辱负重的往事才得以披露。翻译朗读这段内容时,张彦夫声音不时哽咽。陈翰章外甥鄢成也是由此才了解到历史的实情,“看到日记,我才消除误解,知道姥爷和舅舅的伟大!”

“九一八”事变次日,沈阳沦陷。面对北进黑龙江的日军,马占山将军在省府会议上拍案而起:“守土有责,决不能将黑龙江寸土尺地让与敌人……”

马占山率数旅之军,据守嫩江桥,血战三天二夜,抗击进犯齐齐哈尔之敌。全国各地爱国学生和教师纷纷通电要求北上抗日,请缨杀敌。关内各地青年学生和爱国同胞,纷纷组织“援马团”“义勇军”前往东北,支援抗日。

毁家纾国,举家抗日,纵强敌环伺,也绝不放弃抵抗。这,是当年涌动在白山黑水间不屈的信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表明,至1933年,总数超过30万的东北义勇军在日本关东军的征剿下顽强抗战,“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

1945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深刻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

“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纵然敌人强大,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地走上抗战第一线,置生死于度外。

在中国居住了13年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成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1936年7月,斯诺首访苏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苏维埃政府早在1932年2月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共产党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打仗他们就首先上了前线。”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后又发出告群众书,决议,呼吁社会各界民众崛起,以武装手段驱逐日本强盗。相继派出周保中、李延禄、杨林、杨靖宇、赵尚志等中共党员深入到义勇军队伍中,组织工农游击队,领导东北人民武装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中共党员刘澜波协助下,时任辽宁警务处处长的黄显声将军在锦州创建了辽西抗日义勇军,制定了组建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明确义勇军的组编程序、武器装备和经费来源,各路义士纷纷加盟。

1933年,国民政府解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义勇军后援断绝后,中国共产党逐渐集聚力量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更成为坚持抗战的核心。

今天的东北大地,山川竞秀,沃野千里。冬天,是滑雪爱好者的乐园。夏日,是民众消暑胜地。

后人很难想像,在那烽火硝烟浓、血肉为枪炮的年代,同是这片土地,抗日将士是以怎样惨烈的方式挑战人类生存的极限。

王建学说,东北抗联完全是孤军奋战,外无援助,内无给养。冰天雪地,生火都是奢望。

95岁高龄的抗联女战士周淑玲,15岁就加入周保中将军的部队。“环境异常艰苦,只能靠野菜、树皮、草根充饥,被围困的时候一根萝卜坚持一个礼拜。有时候吃不上饭,只能喝尿。”至今回忆当年,饥饿感仍让老人感觉刻骨铭心。由于条件过于恶劣,周淑玲的两个儿子不到1岁就夭折了。

林海雪原,就是抗联战士的家。丛山密林中,搭建密营;行军路途中,卧地而睡。冬天,东北气温低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衣衫单薄的部队常常在深及腰部的雪地中前行,偶有不慎,便会被风雪掩埋。许多战士冻掉脚,冻破脸,甚至全身冻僵而牺牲。

身处饥寒交迫的境地,却从未停止和数倍于己的强敌周旋苦斗。“饿得皮包骨,我们还是坚持与日伪军频繁作战,饿死、冻死和战死者不计其数。”抗联老战士黄殿军回忆说。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东北抗日联军著名的《露营之歌》至今传唱。李敏回忆,连一些伪军起义投诚后都说,“你们的歌,听了扎心地疼啊!”

1936年2月起,各路东北抗日武装成立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共计11个军,达到3万多人。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由此进入鼎盛时期。他们不断打破敌人的讨伐,机动灵活地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

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这样评价:“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

中共党员、抗联名将赵尚志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得知死讯后,赵尚志的老父亲没有落泪,平静地对家人说:“我死后,在我坟前戳个板儿,上面写上‘赵尚志之父’五个字足矣。”

局部抗战并不局限在东北三省,在热河、在察哈尔、在绥远、在上海……全面抗战爆发前,哪儿有抗日的力量,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

冯玉祥与共产党员吉鸿昌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各不相属的义勇军汇成一支朝气蓬勃的抗日力量,300多共产党员骨干力量,奋勇争先,一举收复多伦,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收复失土。

被捕后关押在归绥狱中的王若飞,多次给傅作义将军写下万言书,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杀敌的决心。

1935年底,一批中共党员进入傅作义军中,帮助傅作义培训乡建指导员1200余人,组织劳工10万余人,修筑国防工事,为绥远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在整个局部抗战时期,共产党的主导作用得到了战争的检验和各界的公认。”王建学说,正是在党领导下,中国局部抗战迈向历史性转折。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1931年到1937年,一个又一个危机震撼着中国大地。东北沦陷,平津危机,华北告急……抗日救亡,成为每个不甘于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发自心中的呐喊。

在共产党的主导推动下,全国各界抗日救亡运动持续高涨。

1935年12月9日,北平,滴水成冰。凌晨5时,各大中学学生在中共北平市地下党的领导下,以敲钟为号,冲出校门,涌向新华门请愿、游行。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武装保卫华北!”。“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随即,北平、南京、武汉、天津等地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呼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

“一二九”学生运动,与红军抵达陕北遥相呼应,“不约而同的相互配合”,推动了全民抗战的发动。

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曾联名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

同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以所有红军将领和20万红军官兵的名义,曾经给蒋介石写过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民族的危亡,形势的变化,让国共前嫌得释,最终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面抗战后的斗争奠定了重要基础,更为抗战最终胜利书写了重要的序篇。

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1939年出版的《人民之战》一书中,热情地描绘中国之抗战:“作为一个民族,共同对付危及大家的生存和前途的共同威胁。他们以血与汗,以新的精力和新的信念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为了这块土地,为了最后的胜利,无数英魂长眠在白山黑水,长城内外。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朱成山统计,东北14年抗战中,有70位以上的中共将领献出了生命。“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实属罕见。”

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估算,仅在1931年到1937年间,抗联歼敌就达10.35万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局部战场的抗战,牺牲惨烈、何其悲壮!

最困难的时期,抗联部队被“打散”。被迫撤到苏联境内时,人员仅剩约千人。他们在苏联接受改编,番号苏联红军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特别旅。

无数的牺牲换来了最终的胜利。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进攻日本关东军。第八十八旅最先踏上东北国土,有力协助摧毁了中苏边境日军所谓“东方马其诺防线”的军事要塞。是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最后一战。

84年沧桑,历史在冥冥中总有些巧合,昭示出正义的真谛。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沈阳,落败的北大营旧址定格了那个耻辱的夜晚,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依旧肃穆庄严,两地相距还不足5公里。张洁说,“它们是中国抗日战争真正的起点和极富象征意义的终点。”

回首那悲壮的6年,那些在抗争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起自民众的觉醒,化成民族的意志。四万万同胞在她的先进分子带领下,英勇投入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滚滚洪流。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记者王振宏、钱彤、谢良、李志晖、刘恺、邹大鹏、徐扬、孙仁斌、高楠、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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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顾娅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