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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唐律》如见古君子

发布时间:2017年04月21日 09:42 作者: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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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珍藏于中国法院博物馆的《唐律疏议》。资料图片

《唐律》以“仁”与“礼”为内涵,以构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人际和谐为目标,这部传世法典从内容到形式皆融入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品格。品读《唐律》,其仁厚博大、庄重有节的内在品质和温文尔雅的风貌气度,令人联想到传统中国的“君子”形象,《唐律》的广受后人褒奖,可谓名实相称。

君子者,仁人爱物,贵中尚和

孔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君子当怀天地之心,仁泽天下;君子当守中和之美,秉平衡之道。

《唐律》以罪与罚为主体内容,但综观全篇,未见强权的气势凌人,相反,处处透出德音仁爱。《唐律》开篇即以“宽仁慎刑”明示天下,强调用刑须“存乎博爱”,施刑之目的在于“以刑止刑,以杀止杀”,其“总则”疏议中描绘出的“大道之化,击壤无违”的闲适画面,表达了《唐律》制定者心中的憧憬——刑罚不施而人人向善,四海皆安。

基于此,《唐律》的罪名删繁就简,刑罚“得古今之平”,其定罪,不以小过而滥行诛杀,其用刑,在教人以善,非逞强权之威,“宥过无大,刑故无斜“诛故贳误”等立法理念贯穿通篇。例如,关于死刑,在《唐律》中只有绞、斩两种,相比较其前的汉魏及之后的明清时期,执行方法更为文明。死刑判决的程序在《唐律》中有严格规范,层层复核后,御笔朱批,才能生效,而在死刑执行之日,君主须“撤乐减膳”,以表达不忍。再如,《唐律》对过失犯罪多予减刑,过失杀伤可以纳铜赎罪;对待自首头行为,《唐律》更是宽大为怀,体现了其刑罚“本于教化”的善良愿望,“自首者,原其罪”,除特别犯罪外,自首皆可免刑——既已知错,何必用刑,所谓“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极具宽仁性的条款在《唐律》中还有很多,如二罪以上俱发,以重罪吸收轻罪,轻罪不论;犯罪人家无成丁而有双亲需要奉养,死罪可暂缓行刑,存留养亲,等等。不仅如此,“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在若干罪与罚的规定中体现出来,例如,犯罪时未老疾,而事发时老疾(达刑事免责条件),依老疾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赦前断罪不当者,若处轻为重,宜改从轻,而处重为轻者,则从轻法毋须改判。

仁德者,王朝立国之基。惩恶而无暴戾之气,罚过而心向仁善,以“中”为度,和洽圆融,《唐律》条文体现出的“中和”之美,堪为后世典范。

君子者,崇礼居敬,守节如松

君子当以礼存心,以礼立世,克己复礼,是以成仁。《论语》:“不知礼,无以立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和谐相处的伦理规范,礼的核心精神在乎“敬”——敬天地,敬祖先,敬君师。荀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一准乎礼”的《唐律》即循此三本,以礼敬“天地君亲师”为意旨。

天地者,万物之本。《唐律》总则开篇谓:“三才肇始,万象斯分”——三才者,天、地、人也,三者合一,密不可分:“天始万物,地生万物,人成万物”,敬畏天地即是敬畏生命本身。《唐律》正文与疏议多处表达其“敬天法祖”的理念。其首篇疏议云:“天垂象,圣人则之”;其律文“死刑”条款中,以阴阳之理解释死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古先哲王,则天垂法,辅政助化,禁暴防奸,本欲生之,义期止杀。”——上天有好生之德,圣王法天而行仁义教化,但正如四季阴阳相须轮替,刑杀之法亦不可或缺,刑罚与德教互为依赖,德主刑辅,如此,天道阴阳之理通也。

君亲师者,生民之本,为治之本。“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所以,王朝立国,君子立世,必倡忠君、孝亲、尊师之道,所谓忠、孝、仁、义是也。《唐律》条文共502条,诸多罪名中,前置于总则篇的“十恶”之罪无疑是“重中之重”,解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可以发现,十恶条款的立法目的,正在于宣示礼敬“天地君亲师”的立法要旨,宣示传统中国的核心价值理念,十项罪名所违背的正是“忠、孝、仁、义”的基本人伦。

一直以来,人们误以“重罚”为“十恶”的特征,实际上,从律文具体规定来看,“十恶”罪的处罚并非都很严厉,有的罪名甚至只有徒刑加身,且以“告乃论”为前提。而之所以将这些罪名从诸罪中剥离出来置于卷首,无疑是为了晓谕天下:忠、孝、仁、义为人文之本,亲缘关系中,孝悌为先,社会关系中,忠义为上,弃仁绝义、不忠不孝之徒,当为人所共弃。该条疏议解释其立法理由: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钱穆先生又将“礼”视作传统中国的核心思想,而传统“礼”文化是一个浩大丰富的系统,实在远非表相化的仪节程式所能概括,从内涵上说,传统之礼首先包含了忠、孝、仁、义的伦理规范,包含了一个人对天地君亲师发自内心的敬,而《唐律》的立法取向正符合传统中国“礼”之真意。

君子者,养天地之正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气”是一个重要概念,是维系自然、社会、天道的基本元素,于社会、家国、身心而言,得天地之气,即得生命之源,君主治国理政,君子养身修心,莫不以培固“元气”“正气”为本。所谓为政之要,辨风正俗,立身之本,浩然正气也。

《唐律》条文中崇善抑恶、护养正气之意有充分表达。

《唐律》提倡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鼓励见义勇为,规定在一些特定情境下,当他人财产或人身遭遇困境、险境时,见知者要施以援手,否则,构成法律责任。例如,当官府追捕罪人,力有不及时,随告道路行人,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邻人遭劫,受告知而不救助者,杖一百,力不能救助者,速告随近官司,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当地方发生水火灾害时,知情人须及时通知官府,不告、不救者,减失火罪二等处罚,趁火打劫盗取财物的,最高可至绞刑。见危必救入律,表达了立法者对儒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理念的认同及对社会良风美俗的期待,尤其在传统社会,政府治理难及于乡村基层,个体对抗灾害与侵犯的能力有限,群居与协作愈显必要,唐代的“邻保”制度即应此需要而建立。以立法呵护人们之间的协作和灾害互救,强化社会成员间的连带关系,对于社会个体利益的保护,对和谐、稳定社会关系的维系大有助益,而尤需注意的是,这一立法并非无限度增加个体社会义务,其中的“救助”多以“力能助之”为前提,这与西方现代相关立法中的“能救助,无危险”接近。

《唐律》一方面鼓励、呵护人们之间相互协作,另一方面又严格防范社会成员间的互害、互耗。例如,《唐律》对于诬告和匿名书信告人实行严厉的惩罚:诬告者,反坐;匿名书信告人者,流二千里。诬告,即捏造事实,陷人于罪,匿名告人,与诬告多有牵涉,两种行为惑乱视听,扰乱社会安宁和司法秩序,“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加重用刑,才可以“塞诬告之源”“绝欺诡之路”,这在中国古代立法中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君子坦荡荡,一个社会若宽容诬告之举,助长密告之风,不惟君子难求,人与人之间也将相互猜忌,人人自危。“亲属相告”在《唐律》中也被严格禁止:“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在所有社会关系中,最核心者莫过于亲属,父子之亲、夫妇之爱,天性也,敦睦亲情伦理,为法律题中应有之意,而主张家人相互告发,家人之间的信任被瓦解,社会信任体系、道德体系也必将大受冲击,长此以往,人性扭曲,人心堪忧。

培护社会正气,须提倡诚信理念,《唐律》为“不诚信”行为开辟专篇——《诈伪》,共计27条,详列各种欺诈行为及其刑事法律后果;《唐律》的《杂律》篇又以刑罚惩罚民事行为中的违约、欺诈行为:债务人不按照约定期限清偿债务者;市场上商贩勾结串通,卖货以次充好,买货认良为次,或垄断物价,谋取暴利,或在买卖时在一旁诱人受骗上当者;私作度量衡器不合标准,而在市场使用者;制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以上行为都需承担笞杖刑事责任——罚虽不重,而“以刑戒之”本身即可看到《唐律》对诚信原则的坚守。

东汉思想家王符曾说:“正气所加,非唯于人,百谷草木,禽兽鱼鳖,皆口养其气……以淳粹之气,生敦庞之民,明德义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后化可美而功可成也。”北宋诗人苏辙说:为政“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风俗败坏、人心颓丧,对社会的破坏力巨大,立国者不可不慎,于此而言,唐代立法可资借鉴。

君子者,博学而言简

君子“博学于文”,君子“言简而实”。博学可明事理,言简可避虚妄。

《唐律》的立法参与者多硕学通儒,博览古今,因而,今读《唐律》,在律文内容之外,还可从中领略传统文化的博大丰富,见识立法者经史文辞的造诣,感受《唐律》的文体和语言之美。

《唐律》全文由正文、注释、疏议三个部分组成,其中,疏议部分占律文全部文字量的百分之八十。疏议,完成于永徽年间,与《永徽律》合为一体,颁行天下,这便是当时的《永徽律疏》,今天的《唐律疏议》(简称《唐律》)。疏议的作用在于阐明律义,补充律文内容,为律文的适用提供依据,它的完成极大丰富和拓展了《唐律》的内容,阅读“疏议”,可以从中领略传统中国的“法理学”,同时,更能感受到丰富的经史文化。如《唐律》第二条“杖刑”,疏议援引了《家语》《国语》《尚书》等经典,并溯及上古,推究这一刑罚的渊源和依据。该条疏议首先设问:据《说文解字》,杖字含义为“持”,即手持之木棍,而现在却用它作刑具击打犯人,这是可以的吗?疏议回答,《家语》云:“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国语》云:“薄刑用鞭扑。”《尚书》云:“鞭作官刑。”引出以上三段经典,疏议意在说明,古之治国、治官、治家,都离不开杖具以警愆过,甚至圣人的成长,都不免训杖,追溯历史,早在蚩尤时期,五虐之刑已用鞭扑。所以,今之杖刑,由来有自,它是治国者训导教化臣民必须的手段,不可不设。一条“杖刑”条款,从辞意、历史、人文多个角度给出立法理由,梳理其演变脉络,其论证和解释有理有据,可谓“引据大义,正之经典”,读来令人叹服。

充分透彻的说理,没有使《唐律》陷入语言的繁复琐杂,相反,捧读《唐律》,其文字的庄重、典雅、严谨、简约,令人称道不已,绝无赘语浮言。以《唐律》“夜无故入人家”罪为例。律文正文如下:“诸夜无故入人家,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阅读这一律文,易对其中的若干措辞产生疑问。疏议逐一解释:何为“夜”?议曰:依刻漏法:昼漏尽为夜,夜漏尽为昼。何为“家”?议曰:家者,谓当家宅院之内。何为“登时”?议曰:登於入时,被主人格杀之者,勿论。何谓“知非侵犯”?议曰:谓知其迷误,或因醉乱,及老、孝疾患,并及妇人,不能侵犯,而杀伤者。简明的文字,精确的注疏,短短的几行文字,已把律意表达得清清楚楚,可谓一字见义。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彬彬,正可以用来形容《唐律》的文与质的恰到好处。元人柳赟夸奖《唐律》:“揆道得其中,乘之则过,除之即不及。”清人薛允升亦称赞《唐律》:“繁简得中,宽严亦俱得平,无可再有增减者矣。”《唐律》的内外兼备恰如内外兼修的古君子,品格、风貌几近完美,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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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婷